文化、物產上的無所不包，自然、環(huán)境上的得天獨厚，造就了武漢之大及其擁有的特殊魅力，同時也使得“江湖之城”武漢就是一個絕好的江湖模型。

　　正是這些，轉變了李皖對武漢的好惡看法，在武漢大概待了十年后，他就真正喜歡上這里了。

　　李皖更多的是從武漢這座城市的底蘊、氣質方面來理解它的大。身居江城的另一支健筆著名時評人、《長江日報》評論部主任劉洪波對武漢也有著差不多的看法，但它給出的則是另一種角度。

　　武漢三鎮(zhèn)可成三個城市

　　“歷史上積淀的基礎，再加上國家戰(zhàn)略層面的布局，造就了武漢今天的大。武漢的大，首先是區(qū)域，人口及經濟總量，再就是它在國家戰(zhàn)略縱深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會比較大這一點和昆明倒有點相似，就是國家在危急的時候，會更加關注到這樣的地方，比如抗戰(zhàn)時期。”

　　在劉洪波看來，武漢太大的這種現(xiàn)狀，還使得湖北相較于其它省份，會體現(xiàn)出明顯的差異：“對于一般其它省份來說，省會城市的量不夠大，成為它們的一個病；但對于湖北來講，武漢這個城市的量太大，則成為它的一個病。病是不一樣的。所以，其它的省份在發(fā)展省會城市的時候，會不遺余力，比如像鄭州，河南省是堅決要把鄭州做大的。除了湖北和一些已經發(fā)展到一定程度的沿海省份外，幾乎所有的省份，都是在考慮怎樣把省會城市做大，只有武漢給人的印象是這個地方已經太大了。”

　　劉洪波認為武漢跟中國其它的城市不一樣，還體現(xiàn)在“中國的其它城市一般都是典型的中心輻射型，有一個中心區(qū)，然后朝外發(fā)展”，武漢則不是，它有“三鎮(zhèn)”，有明顯的功能分區(qū)漢口的商業(yè)、漢陽的制造業(yè)、武昌的文化功能，“但同時三鎮(zhèn)都能獨立地生活，不相往來都沒問題。一個城市如果把重要設施都建在中心城區(qū)的話，會產生很多問題進不來、出不去。在這方面，武漢相對會稍微好一點。但也并不是因為武漢有先見之明，而是因為它擁有的特殊的自然環(huán)境江，使得它不得不被變?yōu)?quot;三個城市"”。

　　這倒不是說，武漢就不存在一個中心城區(qū)那是不可能的，江岸、江漢、硚口、武昌、洪山、漢陽等6個區(qū)屬其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主城區(qū)，而其中的核心區(qū)域應該可以歸為：從長江大橋至下游長江二橋之間江畔所輻射的周邊區(qū)域，再加上起自長江大橋、閱馬場附近的武珞路至珞瑜路沿線。

　　由武昌過長江大橋去到漢陽，再過漢江上的江漢橋，便是漢口，下橋便是曾經“天下第一街”漢正街的所在。漢正街以東西多、便宜著稱，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市場，甚至包括世界上的著名品牌正品，也能在這里買到，而且同樣會比其它地方便宜，便宜很多。李皖對這個也深有體會，有一次，他要去英國，需要買那種可以飛國際航班的大箱子，然后就在武漢物色了一圈，最后決定到漢正街去買，“我鎖定的那個牌子的箱子，在漢正街只要700多塊錢，但在武漢其它的商場得1000多塊錢，其中的差價達40%”。所以，漢正街也并非水貨、雜貨的代名詞。

　　在上述的“核心區(qū)域”內還包括有：江漢路步行街武漢最繁華的商業(yè)街，地位大致相當于南京路之于上海；長達7公里的漢口江灘；廣埠屯據(jù)說是華中地區(qū)最大的電子市場，有“北有中關村，南有廣埠屯”之說；武漢大學、華中師范大學、華中科技大學等國家“211工程”高校，以及“中國光谷”等在武漢乃至全國都地位顯著的區(qū)域或機構。

　　雖大，但地位下降

　　雖然武漢如此之大，但在現(xiàn)在看來，其在全國版圖中所處的地位卻是下降的。

　　于政治地位而言，武漢在辛亥革命時達到頂峰，在民國時期仍顯突出。

　　經濟上，自清末開埠及后來張之洞主政湖北，武漢在工業(yè)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20世紀初，漢口一度被譽為“東方芝加哥”，其地位可見一斑；1949年后，武漢在全國經濟體系中也仍占有重要的地位，特別是在重工業(yè)領域，武鋼、武重、武船、武鍋……一大批重點工業(yè)企業(yè)在此落戶。

　　上世紀50年代，長江大橋的貫通是一個節(jié)點。此前只有京漢鐵路和粵漢鐵路，長江兩岸并未被連通。在長江大橋建成以后，整個京廣線也就被貫通，南北間的交流也就通暢了，自然而然，武漢在交通方面的重要性就不再顯得之前那么強。不過，這影響也并不算太大。

　　武漢的綜合實力在80年代初期的時候，還位列全國前四，僅次于三大直轄市。在改革開放以前，武漢的經濟發(fā)展在全國是靠前的。

　　它位置的下降，應該說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開始的。“在70年代末以前，可能也有一些使武漢地位下降的因素在起作用，但并不是特別顯著一個就是京廣線的貫通；第二個就是"三線建設"、"三線建設"實際上就把大量重要的工業(yè)、重工業(yè)和軍事工業(yè)有戰(zhàn)略縱深意義的工業(yè)布局到西部。”

　　“但那時，武漢的地位還是很重要的，因為當時我們國家并不是外向型經濟。”劉洪波分析說，“到70年代末以后，中國就走上了外向型經濟的道路，跟世界市場連接起來。這個時候，武漢的位置就顯得不重要了，因為我們是在沿海地區(qū)接受訂單，又在沿海設立加工廠，然后直接在沿海裝船，就出去了。國內市場是不重要的，所有的內陸地區(qū)都不再重要。”

　　但是顯然，這種發(fā)展模式到現(xiàn)在就面臨問題了。因為這樣的發(fā)展帶來國內各區(qū)域間經濟的不平衡。在劉洪波看來，“中部塌陷”主要就是因為中國經濟非均衡發(fā)展造成的，整個經濟發(fā)展的思路就是發(fā)展外向型經濟。

　　“如果是擴大內需，注重國內市場，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，而不是僅盯著賺了多少外匯，國家的發(fā)展就會均衡一些。要是說我們發(fā)展的目的就是為了人民的幸福，那么就必須人民來消費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”。

　　顯然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，就不只是提高部分地區(qū)人民的生活水平，它應該是全國范圍內，“這樣就涉及政治公平和社會平等的問題，那么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內陸的市場就必須得以建設。所謂的"擴大內需"，既是一個經濟層面的政策，也是一個社會和政治方面的考慮”。

　　除開宏觀層面的國家戰(zhàn)略布局，武漢地位的失落，也體現(xiàn)在一些具體的事情上。比如，在與漢口江灘隔江而望的武昌濱江商務區(qū)，“世界第三、中國第二、中部第一”的武漢綠地中心于2011年7月全面開工建設，雖然在不久前又傳出大樓將加高至636米，以超過在建的632米的“上海中心”，“做成全國最高樓”，但就在前不久6月初，即傳出長沙要建世界第一高樓，220層，838米，再加上廣州規(guī)劃建設高650米的鉆石大廈。如此看來，武漢的“中國第一高樓”夢將落空，其無論是定位于世界、中國還是中部的高樓座次，都將往后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