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，圓明園遺址被列為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，1988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1980年，圓明園管理處統(tǒng)計的結(jié)果顯示，園內(nèi)有7個生產(chǎn)隊，270戶、2000多口人形成20多個聚居點。而《北京日報》在報道圓明園時，除大標題以外，正文中全寫成了“元明園”。

1981年，來自臺灣的學者汪榮祖站在圓明園這個舊時帝國的中樞，“在山澤之間找不到一處地方，可以看出這是由一百五十個精心設計的景點所組成的巨大宮苑”。

此后，汪榮祖就各處查找與圓明園有關的點滴。他的資料搜集工作一直做到1991年，覺得有了足夠的信心，才著手撰寫《追尋消失的圓明園》。

如果說隔海關注的汪榮祖是近親，那么北京社科院研究員魏開肇就是圓明園的近鄰了。他在圓明園附園住了38年。

每次到圓明園散步，魏開肇都滿懷愁緒：前湖和外朝區(qū)，本是正大光明、勤政親賢殿，九州清晏以及長春仙館遺址�，F(xiàn)在前湖南岸卻是殘破的煤廠工棚和土堆、煤堆。煤廠東邊的正大光明殿則是一大片雜亂無章、專供外來人口居住的簡易平房。煤廠西面是一堆生活廢棄物。

“在安佑宮正殿基址北面是殘存的一些曾經(jīng)培植過蘑菇的塑料棚和地坑�；�址南面是一處地地道道的糞場，上面還晾著大片糞干，基址西南面是一排排豬圈，還有一座兩層樓的工廠，松林中的人糞人尿、豬圈里的豬糞尿，糞場上的糞干，把整個安佑宮地段弄得糞跡遍地、臭氣熏天。”(魏開肇《必須盡快修復圓明園》)

圓明園東北部從前供皇帝和家人看戲的娛樂的場所“坐石臨流”，到了1980年代成了一個建筑垃圾場，碎磚石和水泥渣層層堆放；皇家的“同樂園”成為“海淀區(qū)民兵干部教員培訓中心”。

圓明園的破壞畢竟是幾代人共同完成的。前幾代人的墳頭就在后湖北岸的上下天光、慈云普護、碧桐書院三個景點的山巔，乾隆抒發(fā)“凌空俯瞰，一碧萬頃，不啻胸吞云夢”情懷的勝境變成了亂墳崗。

 重新被記起

1989年秋天，26歲的上海青年郭新平辭去畫廊顧問的工作，在正對著北京大學西門的婁斗橋5號租了一間8平方米的小屋，開始了職業(yè)畫家的生涯。從這里向北不遠就是圓明園廢墟。作品越來越多，小屋里放不下。第二年，他在一路之隔的福緣門村花200塊租了200平方米的小院，把工作和生活分開。

福緣門村位于圓明園南面，一排排的紅磚房，80%的房子都出租。像郭新平這樣在福緣門村租房的，還有八九個人。福緣門村聲勢浩大的時候，進駐了200多位畫家，使福緣門村成為西方前衛(wèi)藝術尋訪者考察中國當代藝術的必訪之地。

他們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波脫離了體制的自由藝術家。那時，郭新平曾經(jīng)窮得沒了飯錢，就在寫生時從南方帶來的一麻袋木瓢上做畫，用瓢換大白菜。木瓢的結(jié)構(gòu)就像他用來形容世界的構(gòu)成的“一”和“零”，后來他改名“伊靈”。

畫家們從圓明園北墻的鐵絲網(wǎng)中鉆進園子，在廢墟上寫生、散步，就像在自己的后院兒。他們聚在院子里聊天，屁股下面坐的是雕著西洋圖案的圓明園漢白玉石墩，面前當成飯桌的臺子就是雕花長柱。在村莊里，不光人生活在文物中間，就連豬都享用圓明園石刻石料圍成的豬圈。

隨著“圓明園畫家村”在西方藝術界知名度的提高，無論媒體還是畫家，在談及這個問題時，都容貌莊重起來，各種意義也隨之而來。

1992年5月24日，中國青年報上《圓明園廢墟上的藝術村落》一文的發(fā)表，才將廢墟與愛國緊密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 畫家村在媒體以及讀者的眼里成為了文化標桿，“將圓明園廢墟作為某種象征，包涵了文化復興的宏愿”(楊衛(wèi)：《歷史的后花園》序)。圓明園在隨后的幾年里，隨著媒體上各種爭論，逐漸成為一個熱詞，時不時地被熱炒一次，并更深一步地進入中國人的心靈。

1995年，畫家們被當作外來人口遷出西村。圍繞圓明園的各種爭論——愛國主義、國恥、雪恥、民族象征、歷史意義，都在全國媒體沸沸揚揚地爭辯或統(tǒng)一過認識，但是作為“真身”的圓明園，還承受著各種污染和喧囂。

1998年，當魏開肇在6月17日中國文物學會、北京市政協(xié)聯(lián)合舉辦的“圓明園論壇”學術研討會上公布西園糞場和煤廠的現(xiàn)狀時，還有學者認為，紀念圓明園就要保持它的荒廢現(xiàn)狀。也正是這次大爭辯，才在各種不同的媒體上，把圓明園真正帶入中國人的視野。